深度专访MIT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

一位左耳带一只耳钉、说话速度超快的经济学大牛，最近占据了学界、政策界和媒体界的焦点。这就是美国MIT经济系副主任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

不论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就业，全球化中各国劳动市场，还是备受关注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或互联网巨头企业，奥特尔教授的研究都有涉及。他清晰的研究视角、坚持数据导向让他获得了各界的赞誉和关注，也推动了社会对这些话题的认识和理解。

在近期的一次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瞬变谈有幸对大卫·奥特尔进行了深度专访，访谈话题围绕中国对美出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媒体常提的“中国冲击”，人工智能与人类就业，以及如何管理和适应向科技时代的转型。

大卫·奥特尔是一名劳动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不平等、全球化、科技变革、以及劳动者技能的需求和培训。

“中国冲击”指的是中国作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迅速崛起。从全球范围内，中国制造的崛起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

中国曾长期处于的封闭和贫穷之中。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劳动人口流动、吸引国外投资和技术、以及利用价格机制，中国用二十年时间缩小了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一跃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前沿领军者。这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福祉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尤其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体量。

而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崛起，对美国经济的竞争版图则意味着一个突然的转变。曾经就业于纺织、服装、皮革、家具、钢铁、建筑、玩具、电子制造等行业的美国劳动者，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奥特尔同大卫·多恩(David Dorn) 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利用这一竞争环境的变化，研究了美国劳动市场所受的影响。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冲击”。

左图蓝线为美国制造业就业率占比，红线为中国对美商品出口GDP占比；右图为中美经常项目比较。图表来源《经济学人》杂志

这里所言”冲击“并不仅仅是负面的。这种冲击对美国来说是冲击，对中国是积极的冲击，而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大宗商品需求、外国对非投资、全球中产阶级扩大——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经济学界长期认为贸易可以做大国家经济的饼，只要加以必要的国内再分配，贸易的益处就可以惠及所有人群。而学界其实早就明白，贸易的直接结果是让一部分人群受益、另一部分人群受害。对一名就业于进口竞争行业的劳动者，进口的扩大意味着自身技能价值的降低，贸易损害了他的利益。而在过去长期的实证研究中，学界的共识是，诸如此类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大——贸易的主要效果是提高GDP，对部分人群的损害较小甚至可以忽略。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这种现状。布雷顿森林时期，大量国际贸易为”北北贸易“（高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的核心赛场不是价格，而是品种。例如，美国向欧洲出口飞机引擎，而进口汽车和其它工业品。而”中国冲击“的特殊性在于两点：其一、中国对美出口的数量之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曾一度达到美国GDP的4%；其二、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量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其实都可以在美国本土完成生产，但中国产品的巨大价格优势，让美国商家无法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冲击恰好发生在美国贸易逆差高企的时期，这就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密集行业所释放出的劳动力无法被其它产业吸收。服务业能雇佣的新劳动力有限，再加上技能错配问题，大量美国劳动者被淘汰失业。

技术变化已经伴随了人类社会两个多世纪。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也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对技术变化导致人类失业的忧虑和抗拒也没有停止过：19世纪英国民间的卢德运动（Luddite）对抗工业革命、捣毁纺织机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劳工部部长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提出机器人类需要寻找新的”出路“（outlet），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惕夫（Leontief）也曾在80年代发出过同样的忧虑。

机器和自动化在工业中的使用同样普遍。美国制造业总就业占比自1943年开始逐步下降，这也引发部分人预测，技术发展会使机器生产率在所有领域超过人力。我们或许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但可以确定，一些劳动技能的市场的确价值降低了。曾经，强健的体魄和正直的品格是好工作的保证，这种情况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代社会，大量工作不仅需要文字和数字能力，还要求劳动者具有分析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被逐渐甩在了后面。基本服务和护理、清洁工、安全保卫等岗位依然存在，但由于这类工作存在供给过剩，薪酬往往很低。机器目前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并非对工作的数量影响，而是对工作质量的影响。高薪高学历的工作岗位不断涌现（医疗、工程、科技），底薪低技能的工作岗位也依然存在，但中技能岗位则受到了来自机器和自动化空前的侵蚀。这种情形影响着中产阶级，同时也可能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可以对现代工业经济向未来数字经济的过渡有所启示。美国社会由农业向工业及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高中运动“(high school movement)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高中运动是一百年前，美国社会中一场规模庞大、目的明确、效果显著的社会投资，这也是一场极具前瞻性的运动。当时，其实并非只有高中毕业生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而且建立校舍、培养教师、以及把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学校都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这一运动极度提高了当时美国劳动力的素质、以及美国整体经济的竞争力。

当下，人类需要再次完成大规模转型，以面对科技变革时期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途径是高等教育，更好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但另外两个领域同样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首先，美国当前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质量亟待提高，大量高中毕业生并不具备进入职场或大学的素质，高中辍学率很高，这都与基础教育不足有关。其次，技能培训投资严重不足。相较欧洲发达国家，美国劳动力中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比例并不低，但欧洲国家拥有大批高技能和收入稳定的蓝领工作者，包括建筑、制造、维修等等，这些工作在美国并没有正式职业化，加之工会减少、学徒制度衰落，进入这些技术岗位的机会也就越来越难。在高中毕业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是转型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未来医疗行业可能涌现出的就业岗位就是很好的例子。以上几种方式并不是完成当前转型的全部，但应该包含在整体政策方案之内。